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袭击以色列多个军事目标
改革开放后，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先后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等，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中国2013年的人均GDP比1979年多约100倍。除了不利的人口结构，市场改革初期，靠进口新机器和配备所带来的技术改良提高生产力相对容易。
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到最近才表态，认可这较低增长为新常态？ 习近平显然已经接受，所有的高增长必定会宣告终结。中国申请新专利的数量领先全球，但其脆弱的的知识产权制度，却对创新的商业化没有帮助。因此，指示收集中国GDP数据的国家统计局，采取步骤终止GDP至上的做法，改变其计算GDP的传统方式，更加注重其他质方面的增长。毫无疑问的，中国正朝发展可行技术基础的方向发展，以便实现支持未来发展所需要的生产力增长。一个有效和运作良好的法律框架，是良政和成功实行各项改革所不可或缺的。
这意味着在研发上的更多投入。换句话说，在新常态下，改革红利将推动未来的增长。波兰是农民比较多的国家，但也只有总人口的20%左右。
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因为这种所谓的私有只是针对小共同体而言，而没有小共同体以后，国家控制原子化的个人要比以前更容易了。上海的棚户区是怎么形成的?就是苏北的农民进城打工，拉家带口跑到上海形成的。西方在中世纪，农村公社是很发达的，公社对土地的干预很多，土地是不能流动的。西周那个时代没有什么强大的国家，整个中国是无数的部落和小家族组成的，土地都是小家族、小部落所有的，秦改变了这种状况，把所有人原子化，不准有部落存在，从这点讲它是主张私有的。
所以，如果我们讲中国古代土地到底是私有的还是公有的，必须问你讲的私有是针对什么而言的私有，你讲的公指的是什么公? 中国的朝廷自秦以后，对土地管控得非常厉害。你说秦代的土地制度是不是私有制呢?针对西周的那种族群土地而言，它肯定是主张私有制的。
管制到什么程度呢?上世纪七十年代，四川省青川县出土了秦代的土地法。萧三匝：现在几亿农民工进城，农村土地严重抛荒，这个问题在未来怎么解决?最近提到了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但流转遇到了很多法律制度需要突破的问题，现在金融领域通过信托等各种方式来解决流转，可不可以通过一个类似股权交易所一样的平台来实现农村耕地和建设用地的正常流转? 秦晖：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有，其实90年代以来就有所谓的农地流转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似乎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处境，推动流转和阻止流转都有很多弊病。尽管不可能出现像正大的那个人讲的那样由国家把农民的土地都交给他们那几个大公司，但是这个过程采取另外一种方式来做，我觉得是有可能发生的，而且在我们现在的城市化过程中，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这个迹象，这是我们需要分析的现象。很多人都说一放开就不得了了，哪有那回事?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是没有(人员流动)控制的，那发生了什么?欧盟引进那几个东欧国家的时候，很多人也说，你允许他们自由流动，波兰人、罗马利亚人就全部涌到德国去了，但事实上根本就没有。
买卖其实就是某种权利的自由转移或者是有偿转移，买卖的对象既可以是所有权，也可以是使用权，甚至可以是一定时间的使用权。土改以后，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彻底的私有制，所有的土地都分到户，变成了私有土地。最近，强调土地规模化经营，强调防止农民兼业化成为主流的说法，这个说法真有可能出现那种用强制力量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的现象。土改的对象除了地主以外，很重要的是农村中的公地。
我们现在的政策，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所有人都想挤进北京;一是这个政策又歧视北京以外的人。秦晖：我们现在的人均汽车拥有量要跟美国相比，那还差得太远太远了，美国尚且都没有造成那种局面，何况是中国呢?我敢肯定地讲，如果放开了这个东西，不会造成交通大拥堵的。
萧三匝：社会确实应该鼓励人的流动，但一旦放开人口流动，一个人进城务工，一家人都得跟着来，这样城市的容量又有限，这的确也是个矛盾。你这不是从两头造成麻烦吗? 要改变这种局面，办法很简单，一方面开放自由，另一方面取消特权。
秦制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强调个人摆脱小共同体而独立。农民把终生积蓄投到农村就盖一些他们自己不住的，只是逢年过节回去住几天的那种房子，后果是，中国的城市化过程造成了3亿人口的家庭离散，这是一个非常难以想象的事件，而且对中国的未来有非常严重的影响。目前我们已经听到一些稀奇古怪的，让外国人听起来匪夷所思的事，比如说某个村一个既丑又穷还残废的男人霸占了十几个留守妇女，十几个六七十岁的老汉轮奸一个十二三岁的留守女孩。不要说秦代做不到，就是农业学大寨时期也没有做到，但是你可以看出秦对土地管制得何等严厉。但是导致这种后果南非咬着牙也就挺过来了。我们现在不再讲兼业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现在要发展专业农户。
所以我觉得如果户籍制度真的要改革，那就是要改变对外来穷人的歧视，降低城市的门槛，允许穷人进来享受公民待遇，否则只是换一个户口就没有任何意义。但是这样的状况只维持了几年，一小二私就变成了一大二公，而且变起来非常容易，中间不需要任何过渡。
哪一个国家现在有这么一个规矩啊?美国人进华盛顿有这个规矩吗? 萧三匝：有人说完全放开北京就会更加拥堵。但是这样的私有并不是说个人就真的有了受尊重的产权，而是说国家就把你控制了。
萧三匝：其他国家，特别是转轨国家在土改方面有什么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秦晖：转轨国家大部分是工业化国家。歧视的理由和机制虽然变了，针对的还是同一种人。
流转不流转，集中不集中，应由各家各户自己决定。在我们以前对旧社会的叙述中，把家族的危害夸大得很厉害，最典型的就是 五四时期的《家》、《春》、《秋》那种描写，把传统家庭说得非常恐怖，祠堂、宗族好像无所不能，实际上没那么厉害。这个时候如果你强制改变土地属性，那不是倒行逆施吗? 再说了，我们的户籍制度的歧视性是非常明显的，歧视对象可以说没有什么变化，还是农民，但是歧视的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现在歧视的不是户口属性而是歧视外地穷人。我们的车经过的时候还要每个人都检查身份证，办了进京证你没有身份证还是进不来。
实际上，华生还是要为政府的征地权辩护的。所谓不允许存在贫民窟，只是说国家要给城里本地人盖更好的房子，你不给他们盖更好的房子，就不能赶走他们。
萧三匝：有人认为，只要你放开，给老百姓更多便利，老百姓瞬间就会涌往北京，北京的经济社会生活就会瘫痪。我们现在搞的户籍制度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做法就是取消农村户口。
兼业化就是农民一边种着田，一边还干别的，日本的农民就是这样的。萧三匝：在你看来，最近的一两年中土地政策可能的走向是什么? 秦晖：我现在不知道，但是根据前几年的政策，我觉得近几年来我们的农村政策主要的取向是要加快农民从土地中脱离出来。
我就听过正大集团在中国的代理人说，中国要那么多的农民干什么?只要十家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就可以把全国的农业搞定，所以政府应该把农民的土地都交给我们。秦晖：不是鼓励不鼓励的问题，在没有外界制约的条件下，多数人都会选择一起来城里，解放以前也是这样的。他们说，中国的土地最早是私有的，西方各国土地私有都是近代才有的现象。中国有些地方的确有这样的习惯，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这个习惯，而且这个习惯是被夸大了的，实际上这个习惯对中国土地流转的限制要比我们现在很多人强调的小。
你看到这个田地就会想到农业学大寨时期的一句话，叫做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理论上讲，这有利于所谓的集体，但这个做法实际上是乡村领导捞钱的办法，实际上剥夺了农户的一半土地，供他自己招标。
所谓发展专业农户就是促进土地流转，而且很大程度上这是非自愿的。中国传统的小共同体包括家族、村社、邻里等等，它们对产权的干预是比欧洲少的，但是朝廷对土地的干预要比欧洲大得多得多。
假如没有外界的干预，能够允许农民工与家人在一起生活，我相信很多人即便在城里住得比较差还是愿意与全家人住在一起。我不是说市民都住在贫民窟，更不是说市民住的都比农民差，而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市民，你住到棚户区里，政府要你走，就必须付出，要么补偿，要么安置，现在经常是补偿和安置兼而有之，但是如果你不是本地人，政府就把你赶走了，用城管的方式来驱逐你。